不要再被教科书骗了，真实的私塾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！

来源：尔雅国学报（eygxb2015）

周策纵，湖南省祁阳县人，是名满中外的汉学大师。1942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，1948年赴美留学，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。其后任教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及历史系，被授予"终身教授"荣誉称号。其代表作《五四运动史》于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影响甚广。

周策纵 | 我的发蒙：家教·私塾·小学

我上私塾之前，非正式教育已在家开始了。我父亲常常在外县工作，家里母亲和姐姐先给了我口头教育。她们两个都没进过学校，不过，父亲大概口头教过我姐姐一些。过去妇女的教育有时是用口传方式的。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就从我母亲、姐姐口头上学了好些东西。

我从小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。清早起来她就给我穿衣服。记得有一天，我醒来在床上看到窗口都是白的，母亲一面替我穿衣服一面说：“昨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雪啦。”她当时顺口就说：“门外雪ai-ai（阳平）。”我一直记得这句话，因为那雪是那么白，天气又那么冷。她那句话好像是五言诗似的，音调也很好，又有点文学意味，很不容易忘记。其实“ai-ai”两个音节，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应该写成“皑皑”。

我姐姐比我大十来岁，我还不会走路时，她就常背着我到外面去玩。后来我稍微大一点，就跟她走路到房子附近的田边。她常常背一些民歌和诗句给我听。当时我还不认识字，意思也不大明白。她教我的多数是由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千家诗》来的。我记得的是像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。也有深一点的像“云淡风轻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时人不识余心乐，将谓偷闲学少年”。她有时背的不是全诗，有时一句，有时两句。

除了诗以外，我姐姐还会一些乡下女孩子都背过的《增广昔时贤文》。当时我只知道是“识字贤文”，后来我查书才知道是“昔时贤文”。那时我也不看字，“昔时”大概对我太文言了，“识字”就容易懂了，所以我们记得的是“识字贤文”。里面格言很多，像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”等，我记住了很多。

我上小学之前进过两次私塾。我四岁多一点的时候，在我们厨房后头有两间并排的房子。我伯父请了一个老师在那里教他两个儿子和同院子里的一些小孩子，一共十多个学生。我父亲让我也顺便搭在里面去上学，但是我年纪最轻，坐在椅子上，两条腿还不能落地。我跟着他们一起背书。背的是什么，我现在已经忘记了，大概是《三字经》。我念了几天就没有兴趣了，不大愿意去。父亲说我年纪太小，逼得把求学的兴趣打断了反而不好，索性不要我去了。不过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个私塾也没继续多久。

到我差不多五岁了，有一个从外地回来的远房堂哥桂生在家里没有事情干。他还受过一些旧式教育。我父亲就叫他用我们院子斜对面的三间空房子开了一个私塾。这三间是土砖房子，中间有一个大厅，两间厢房都是并排的。我们差不多有十来个小孩子，男女都有。

我记得头一天我父亲带我到那间厅堂去，我一看，正面贴了一张有字的红纸。我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，后来才晓得那三行字是：

　　周程朱张

　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

　　颜曾思孟

把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和张载写在右面是表示对他们应该比较尊重一点。也许当时认为儒家经典经过宋儒的解释比较重要，也因为我们都是周莲溪（敦颐）的后人，所以也更加重视周姓。其实就早期儒家说来，颜回、曾参、子思和孟子当然更重要。荀子却不算在正统儒家内。墙上没有形象，只有这张纸贴在那里。那时我父亲站在我旁边，老师坐在桌旁，我就跪下来对着红纸叩头。叩了头，就算正式开始上学了。父亲早已同老师讲过要我读什么书。老师把教科书发给我，叫我到座位去坐。

清早吃了早饭就去上学，上午老师给我们讲书。有些是个别的讲，有些是把教科书相同的孩子放在一起分批讲。因为我的书和其他孩子的不同，他给我个别讲。其他的孩子大都开始念《三字经》，但因为我父亲和姐姐在我未上学以前已口头教我念了一些，我已能够背一些，所以用不着花太多工夫在《三字经》上。父亲就要我另外念《龙文鞭影》和《诗经》。我发蒙的时候，父亲叫我念《诗经》，这实在不太平常，大概是因为他受了中国传统的影响，像孔子教他的儿子，问他是否念过《诗经》，不念《诗经》就不能做别的事情。再一方面是因为我父亲是诗人。他写过很多诗，对诗很有兴趣。他认为《诗经》音调很好，所以他要我一发蒙就念《诗经》。《龙文鞭影》都是四个字一句的故事，传统上也叫《四字经》，故事倒都很有趣，老师也讲解一些。至于《诗经》，老师也不太懂，就马马虎虎地讲解。我父亲说没关系，念熟就行了。

开始时老师教得很少。我第一天就只念了《诗经》的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四句。他每念一句就用红色毛笔在句下加一个圆圈。后来就一首一首地增加念下去，这使我后来对《诗经》发生很大的兴趣。每天上午大家高兴地背诵，声音嘹亮。两个房间，一共有十多个学生，背起书来，在外边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“哇哇”的叫声。    

下午时间差不多都在背书。老师坐在他桌子旁边，我们把书放在他的桌子上。由于老师教过的都用红笔圈了一下，所以他知道教过什么。我们背向老师站着，面对正门。背书因为有腔调，就摇头摆尾。背错了，老师就提醒一下。如果错得太厉害，提一下还不晓得，他就拿鞭子在学生头上敲一两下，并不是真的打。如果简直背不下来，就只好打得重了，甚至用木板打顽皮小孩的手心，当然打得并不是太厉害。

除了背书，我们每天习字。开始是描红，很快地我们就临帖。因为我父亲是书法家，当时所有的孩子都学我父亲写的字。父亲写了些正楷和隶书给我们临。每天中午以前把写的字交给老师。他第二天发给我们，在字旁，好的打圈，不好的打叉。

另外有作文课，当时我们才发蒙，不晓得如何作文，就随便写几句话。我父亲叫我写日记，要我养成写日记的习惯，把看到、听到的和有什么想法都记下来。我的文字不够用也无所谓，只要记下几个字就行了。有的字不会写，我父亲就会告诉我。我最有印象的日记是：有一天傍晚，我到院子的北边与“大墟坪”老屋之间散步。太阳已经开始下山，我听见牧童唱歌：

　　日头出来满天红，观音骑马我骑龙。    

　　观音骑马朝天去，我骑黄龙过海东。    

（每句第四个字后唱起来都有个“呀”的和声）

这些日记原来都保存得很好。我初中、高中每次回家时，都还看到这些日记好好地放在一个抽屉里。可是“土改”的时候，我们家里的东西都一股脑儿给烧毁了！多年来我都有记日记的习惯。到美国来以前，每年写的日记，除了最后一两年的之外，都没有带出来。到了美国以后仍然写了两三年。后来因为听说家里的东西，包括那些日记，全都烧光了，精神受了很大的刺激，因此，写日记的习惯就中断了。有时零零碎碎地写一点，都不起劲。从小父亲训练我写日记，后来因此中断了，实在太可惜。

当老师请半天或短假，要我们自己念书，或是下课以后和吃中饭前后，我们就乱了。有些小孩很野，爱开玩笑、打架，有点像《红楼梦》里的闹学堂。我们中间有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觉得念书苦得很，又挨老师骂。

我在私塾念了一年多就到初小去了。那时大营市在金山寺成立了一个初级小学。金山寺有一个大殿，叫“大雄宝殿”，里面有很多佛像。我们的教室就在大雄宝殿里面。开始的时候，只有两班。学生共有四十来人，没有女生，后来也收女生。大营市附近的村庄，包括我们竹山湾的子弟都送去。以后学校扩充，就加上大雄宝殿两旁的三排厢房。本来有一排厢房是老师住的地方，另外两排是学生宿舍。后来一部分厢房改成教室，宿舍就改成上下两层床。

我头一个月上初小时，母亲舍不得我，差不多每天都回家住，后来跑得辛苦，就住到学校里去，只每个星期天回家一天或住一晚。开始时我常想回家，可是后来一回家就想到学校去玩，母亲留我在家都不肯。有一次，母亲故意让我睡着，不叫醒我，好留我在家睡一晚。我一醒来，见天已黑了，便大吵大闹，要赶到学校去。这使母亲非常狼狈，伤心流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！

学校的名字大概是大营市初级小学。教科书的字印得很大，一个个大字“人、口、耳、刀、弓、牛、羊……”这些对我真是太浅近了。我跟着他们念，毫无趣味。不过，那时有作文课，我们就学了一些作文的式样。有一本上海出版的书叫《新文库》，现在有些图书馆里还可以找到。《新文库》是用文言小字正楷写的，石印蜡光纸印的书。大家都照那个形式去作文。老师出个题目，叫我们照样子去写，弄得大家的文章开头都是“凡人生于天地之间”  “人生世上”之类，老师看到了也不管。

学校开始的时候有两位老师，都受过一些新式教育。一位是赖严如先生，还有一位是曾再苏先生。赖老师脸孔圆圆的、嘴巴薄薄的，人很和气，对我最好。他常带我到外边散步、谈天。曾再苏老师上过大学，面孔尖尖瘦瘦的。他对新文学很有兴趣，常鼓励我们写点东西。两位老师教国文、史地、数学，也教一点理化，但是教得很少。国文是最重要的一门，所以作文作得好不好，看不看得懂文学作品，非常重要。历史和地理不分开，都是一些浅近的东西。以后又增加了一些临时来的老师，名字记不得了。

老师对我们背书不大严格。我们并不一定站在老师那里去背书，只要自己背，却也背了很多古文，一小部分骈文。老师出问题要我们回答，也出作文题给我们作，论说文、记叙文都作，有时也写一点诗。我们的行动比较自由，有时还会到外面去旅行，到山野走走。老师偶然也讲一点数理、时事和世界历史。我在这个私塾读了大约有两年才回到高小去念书。

 （摘自《忆己怀人》，世界图书出版社2014年1月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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